大量難民擠爆布達佩斯東火車站的消息，佔據了世界各地的新聞版面。但這群過客究竟是些什麼人，卻不再是媒體注目的焦點。其中確實有逃難中的敘利亞難民，因為地理因素與官僚政策，而被困在匈牙利首都不得繼續前行。但也有另外一群旁觀者： 大部份是媒體工作者、業餘街頭攝影師，或是一般市民。他們都想幫助這些難民。直到最近，作者過去幫忙朋友發送補給品，不經意地捲入一場這兩群人之間的爭執。

「拿走，我不要你的錢！」泰瑞克 （非真名） 喊著。他是個中年男子，跟家人擠在車站入口外一個陰暗的角落。旁邊站著一個記者和她的攝影師。他們跟大家一樣，覺得如果可以塞一些錢給泰瑞克或是做點其他什麼，彷彿就可以減輕心中的無奈。我們只是站在一旁看著。記者最後可能覺得灰心，於是轉身走掉去了別的地方拍攝。泰瑞克盯著我們看，迫切的想和某人訴說他的處境。他開始描述他們一家從敘利亞逃離的過程，包含他們在邊界難民營時如何受到匈牙利警衛羞辱的對待。他幾乎全程哭著的訴說他們如何在內戰後活下來，但是，堅持了三年後，他知道他們永遠不可能回到原本正常的生活，於是決定離開這一切去尋找更好的未來。泰瑞克在敘利亞曾經有個成功的人生： 他做小進出口生意，有房子、兩部車，還經營一家成功的進出口企業。他堅持說他不需要記者口袋裡的零錢，他想要的或許只是一些尊嚴和一些機會，讓他能夠在某個安全的地方重建這一切。

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思考究竟如何幫上忙 (其實也只能亡羊補牢)，然後就冒出了一個想法：台灣呢？我承認這個想法很跳躍：台灣在世界的另一端；文化完全不同；而且這個危機並沒有造成直接的影響。但以作者的人生經驗，作為某種經濟移民的身份在台灣度過成年後大部份的人生，深感台灣是個熱情、現代、宜居的地方，同時充滿著鼓勵創業和機會的文化。所以，雖然說起來很莫名其妙，但為什麼這些難民不來台灣？

何不來台灣？

當前，世界各國急欲處理這個情勢變化迅速的危機，台灣絕不能置身事外，應藉此機會為身為國際社會一員而盡責，協助這些在中東與北非茉莉花革命後，因社會動盪而無家可歸的人。

然而若要做到這個，政府與台灣大眾就需要採用一個比較不狹隘的公民身份概念。我們需要採取適用 21 世紀的移民與難民政策，目前，官方政策和社會觀中的公民身份概念仍是屬人主義 (jus sanguinus) 原則，但我認為應改為屬地主義 (jus solis) 導向。

屬地主義原則，簡單來說就是「出生地」決定一個人的國籍或身份，相反的，屬人主義原則是以血緣來決定身份。大部份的歐洲國家，例如法國，荷蘭，瑞典與英國都是採取屬地主義，還有 (幾乎必然的) 加拿大及美國。在這些國家，公民身份絕大部份是取決於出生地。德國至今仍保持取決於血緣的方式，這與建立現代德國的遺風有很大關聯。「血緣法」雖然古老，但德國至今仍以種族來認證身份，拉法葉大學語言與文學教授兼國際事務主席普利比克（Rado Pribic）指出，只要祖先是德國人者，無論文化適應程度如何，都能夠輕易被授與公民身份。然而，移民第二代及第三代儘管出生在德國，要拿到德國公民身份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德國這個有名的血緣繼承觀念，導致上個世紀前葉對種族淨化和亞利安後代的執念。雖然有這樣的取向，如今的德國對於難民危機充分的展現了同情之心與人道關懷，是歐洲代表國家之一，也是大部份難民希望到達的國家。

一般而言，判斷一個國家是依照屬地主義還是屬人主義的指標，是他們的公民身份法。決定一個人是否被允許成為團體的一員的立法修訂，直接受到該社會主流觀念以及此觀念形成過程的影響。根據美國聯邦人事管理辦公室一份研究彙整了全球大部份國家的公民身份法，台灣是以屬人主義來授與公民身份。依據為 1929 年生效的中華民國國籍法，此法規定公民身份繼承自父親，除非父親未知或無國籍而母親為中華民國公民，也就是說出生在台灣並不是必要條件：只要父親是中華民國公民，就會自動被授與公民權。這意味著不考慮母親國籍，或某些狀況下，不考慮小孩是否在父母有婚姻狀態下而出生。此法於 2000 年修正公民身份可繼承自父或母方，但父系繼承在台灣社會仍是主流。

台灣很明顯的是個屬人主義的社會，然而還是有很多指標顯示，比起亞太地區的鄰居，台灣更能好好地接收這些湧進的難民。日本與韓國都是有名的單一族群國家，而台灣卻是由數個不同族群組成的國家，包含河洛人、客家人，以及數個南島語系原住民，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確實迫使中國各地的人撤退到台灣，一起居住在這塊小土地。雖然大多數的台灣族群都在漢族的勢力範圍之下，他們各自的文化仍不盡相同，正如同美國的文化會與英國有所不同。此外，和印尼和馬來西亞比較，台灣社會已較無種族階級之別（雖然客觀來說，還需要多加努力來提升原住民的權利）。

的確，隨著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族群隔離漸漸被消弭。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使得台灣工人與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旅遊及觀光的層次提高，促使台灣人口的組成更加國際化；高比例的雙重國籍身份（雖然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據報導就有數十萬中華民國公民擁有美國國籍）。這些顯示台灣人民與世界擁有緊密而堅固的聯繫，比起兩個世代前的人，現在的台灣人已經完全不是孤立的島嶼人。

台灣多元身份的本質在剛好的時間點浮現，台灣已經不能再保持孤立，自顧採取屬人主義原則而拒移民與難民於門外。人口問題是這個策略一定要推行的主因，雖然台灣並不喜歡這個做法。根據穆迪指標（Index Mundi），台灣出生率為 0.87%，而總生育率為 1.1％，極低的生育率嚴重影響到台灣人口成長，尤其是傳統上對吸收移民文化有所排斥（淨移民率為0.003%）。中位年齡為 38.1 歲，加上人口成長率僅有0.29%，這些都預示了人口成長岌岌可危，以及隨之而來的問題。

這些問題雖然可以推給將來的行政管理來處理，卻不能永遠忽視下去，由美國與歐洲國家的經驗來看，解決低人口成長率唯一的方法，是採取積極、實際，最重要的是沒有種族差別的移民政策。雖然目前尚未明確立法，移民台灣主要是透過與臺灣人結婚，而大宗為女性嫁給台灣男性，新娘大多來自中國，這顯然是政府的默許，因為政府最終還是需要處理社會化產生的問題。雖然語言相通的特性意味著中國移民是最只接的做法，但除非打開大門迎接 15 億中國人，否則以目前的模式遠不足以解決台灣才正要開始面臨的人口問題，而這問題勢必持續擴大。

其實台灣本質上對於修改移民法來接收更多外國人仍有所排斥，但台灣不是唯一如此的國家，任何社會都存在抗拒改變的特性，就像東歐國家激辯著如何處理眼前危機。因此台灣並沒有與他人不同，只是這些抗拒主要是建立在恐懼、仇外和不願採取行動的想法上。亞洲國家大多視此次難民危機為歐洲問題，然而歐洲大部份人則視之為中東問題（許多人會質疑為什麼中東沿海國家沒有採取更多的行動來吸收難民問題），但實際上這是個全球問題，而我們正在見證下個世代將遭受社會、文化及人口反彈所害。

台灣義不容辭

目前有幾個反對台灣接收難民的主張。第一，距離問題：台灣距離衝突地區實在太過遙遠。然而這個主張並不具說服力——台灣並不比美國或加拿大還遠，但這兩國都致力於接收難民，且現代交通便利使得此主張並不攻自破。第二，台灣太小無法安置大量湧入的人口。然而這個主張同樣薄弱，尤其是對照人口不及三十五萬人的冰島，卻接收了超過一萬名敘利亞難民。此外，台灣接收難民這種事一點也不奇怪，1949 年中國撤退到台灣的人數，依照某種算法就高達兩百萬，而當時台灣人口只有六百萬，顯然安置一些敘利亞難民的困難度遠不及 1949 年湧入的人們。

另一個反對的主張是移民的文化與語言與台灣差距過大，雖然這事實，但是敘利亞與德國、冰島、加拿大或其他許多國家的文化差距一樣大，而這些國家正頃力處理這個前所未見的全球危機。此外，許多歐洲及美國極右政黨不斷向民眾散布恐懼，指稱湧入歐洲的難民之中如木馬屠城一樣，包含伊斯蘭國戰士，意圖滲透西方國家，為將來恐怖攻擊佈局。雖然就少數例子來講這可能是真的，卻不能以此為藉口而拒絕道德上需要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代表了絕大多數真正的難民。除此之外，若將這個主張納入處理危機的考量，台灣政府會與這些歐洲的極右政府和政黨一樣，支持這個觀點。

最後，也或許是最冷酷的原因，就是會因此增加曝光：如果接收了這些難民並誠心誠意地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台灣就可以得到道德高尚的名譽，並成為亞洲其他國家的典範，展現這個區域已經不僅僅是世界工廠而已。如此就算是負起該負的責任，減緩了這個真正的全球危機，台北也能向世界傳播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的訊號：這點格外重要，因為台灣目前仍不是世界社會的一部分——這歸咎於北京的「外交封鎖」攻勢，以及台灣政府在國際上行事低調，不願吸引太多注意力 。

台灣一直以來不遺餘力提供跨國界、國際人道救援：包含派出一些訓練有素且裝備先進的搜救行動及救災小組前往其他亞洲國家，以及經常性協助遭受天然災害的國家，例如，201 1年福島核災後，台灣貢獻了比任何國家都多的金援和救濟品給日本。然而，真正的人道主義並不僅是給了就消失：為舒緩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而做出長期的貢獻，如此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而現在正是時候。

從各方面看來，在任何國家，不論經濟、哲學與統計上爭論對於移民和難民政策支持與否，都應該基於價值，直接取決於接受幫忙的這些人，因為他們以後也會以無形的方式，回饋這個接納他的社會。作者無法一路跟隨泰瑞克的漫長旅程，但願他與他的家人能成功抵達德國或冰島，並且順利重建生活：或許重開一間進出口貿易公司，而這都只會有利於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那麼台灣何不也接納這些難民？

(難民於匈牙利的照片出自 Mstyslav Chernov, CC BY-SA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