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英國史學家尼爾・佛格森一番論戰後,潘卡吉・米什拉於2013年出版《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主張亞洲國家仍然在為當時西方殖民時期掙扎。十九世紀末,像是荷蘭、英國等海上強國,接連在亞洲殖民,開發當地政治勢力和經濟活動,對東方知識份子產生深遠影響。
本書透過三位知識份子:埃及的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中國的梁啟超,以及印度的泰戈爾,反覆摸索、試驗而來的亞洲現代化,檢視未來可能以重塑的傳統價值,再次奪回其地緣政治及文化主導權力的亞洲國家。
有趣的是,米什拉選擇知識份子,而非政治人物,講述歷史情境。1885年,日本知識份子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變成後來日本打敗俄羅斯,成為東亞霸主後,刺激周邊亞洲國家現代化的其中一個原因。晚清學者梁啟超受到戰後重建思潮的影響,結合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其學說,最終也對孫中山和毛澤東在政治上造成影響。
身為亞洲讀者,我對於潘卡吉・米什拉主張的「西方國家不再是世界主宰者,取而代之的是亞洲國家逐漸走向世界中心」,格外有感觸。但無論如何,我也不敢肯定自己應該完全贊同米什拉:
首先,米什拉設定了一個革新,卻帶有目的性質的場景。他認為,亞洲國家已從西方殖民統治之下的經濟及政治中學到教訓,未來將會從西化和現代化之中重新取得屬於他們的優勢。但同時間,他們也會從自身傳統文化價值之中,彌補西方的不足。例如:梁啟超在拜訪美國之後,發現西方民主的缺點,因此回頭從儒家學說中尋找答案。我明白傳統的珍貴價值,但一方面也在思考,當我們以自身傳統文化作為唯一補救方法時,有沒有可能導致另一種虛無主義的誕生?亞洲價值可以作為一種發展模式,但當它成為一種「特殊道路」時,我們便應該更為小心謹慎。
其次,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他將知識份子描繪成一系列的連續運動,將現代化視為線性的歷史過程。他卻可能忽略掉歷史之中,分歧思想與行動的內在衝突和矛盾。至於一些贊成西化的學者,像是胡適和陳獨秀,前者主張美式民主,後者比較偏好俄羅斯議會體制和歐洲社會主義。另外有些人支持文藝復興,隨著個人經驗的不同,也有些人支持儒家、法家。這些內在的衝突和矛盾,都很難用來解釋重塑的亞洲價值,而米什拉在這一點上是過於輕忽了。
亟欲從外圍找尋中心的野心,是能夠讓人理解的。而在闔上書本的那一刻,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探索殖民後所留下的事物?尤其是那些次要中的次要部分?被殖民且剝削過後的東亞,留下一種多重且複雜的傳統變型——不同於1920年代的西化模式(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議)、冷戰下的泛美國化,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的文明衝突。跟隨《從帝國廢墟中崛起》,東亞可以創造出萬花筒般的跨文化亞洲圖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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