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Book Review: To Formosa, a Message in a Bottle” by Kuan-Wei Wu.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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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6年《受困的思想》一書問世,吳叡人教授試圖從知識份子建築共同體的想像,去呼應當前臺灣在地緣政治的凶險。兩年過去,東亞國際政治瞬息萬變,在兩大強權防線邊際不斷轉移的小國臺灣,正面臨隨時覆滅的危機。然而,吳叡人教授所寓情的知識份子是否意識到這樣的危機,而走入公共領域著書發聲,與其他受困的小國聯合起來?還是依然棲生於大國陰影的權勢而為其喉舌,甚至完全服膺於象牙塔的遊戲規則,而不願意走入社會關懷共同命運的賤民?或許,唯一能夠寓情的,仍然是公民社會崛起的知識力量,不斷將被資本、國家擊潰的個人,拉進知識報國的社群當中,逐漸找回完整、大寫的人,進而作為公民群體「逃逸即是抵抗」路線,不斷地去株連、不斷去增生智識公民的創生,藉此豐壯小國的理念,在抵抗帝國夾縫的防線之間,就如吳教授《山中書簡》所言:「在山中,知識終將為實踐。」
「而今天,在魔鬼擁抱之中,它一隻手蒙著一隻眼睛,另一隻眼睛瞠視著恐怖,從絕望復墜絕望。它何時會墜抵深淵之底?什麼時候,從終極的無望之中,會有一個奇蹟,一個超越新年的奇蹟,帶來希望之光?一個孤寂的人合攏雙手,說:願上帝慈悲寬恕你們可憫的靈魂,我的朋友,我的祖國。」
─ 托瑪斯‧曼,《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中譯採彭淮棟 2015年版)
福爾摩沙何去何從?
在後太陽花時代的臺灣,一本普羅米修斯式與唐吉軻德式的重磅之作,終從吳叡人這位無役不與的政治社會學者及公共知識份子的書屜中托世而出。
為對抗帝國之心,吳叡人帶領著他的讀者,或更精確地說,他的臺灣國人,展開了限落在多重存在弔詭問題的救贖征途。這正是引自廖文奎1946年法文論文「福爾摩沙何去何從?」(Quo Vadis Formosa?)的一場地緣政治追尋,自始至終縈繞在這位福爾摩沙的法術師梅林心中。
做為過去數十載的論文集述,這本重磅之作,也是一本如其所欲解謎般弔詭的。中文書名《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而英文則是《解放的普羅米修斯:臺灣重拾世界》。如輪旋曲般不斷強調知識份子的救贖、追尋著國族認同與建構,吳叡人一方面就個人開展出卡謬式的異鄉人,另一方面就社會則開展出臺灣的國族建構,同時著下的文字卻如譬喻迷宮般等待著聖徒解謎,猶非意外地,省略了「島」(Ilha)的福爾摩沙就不只是地理上的意外現象。
吳叡人直接回應廖文奎,解釋臺灣特殊與普遍的意義。在其綱領式章節〈Quo Vadis Formosa?:在資本主義─國家巨靈的陰影上〉(頁344)則解釋臺灣從農業官僚走向現代資本國家的根本轉型:
特殊性:臺灣作為「多中心的共同邊陲」或多數強權之間的「介面」(interface)的特殊地緣政治位置,深刻形塑了臺灣之民族國家形成與資本主義形成的軌跡,使這個過程產生了臺灣的特殊性格。處在諸帝國夾縫之中,臺灣數百年來一直是君臨東北亞之不同中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美國)相互爭奪與先後試圖兼併、吸收、模塑的對象(筆者稱之為「帝國的碎片」[fragment of/f empires]),因此它的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形成深受外部因素之影響。.
普遍性:作為全球性歷史運動的一環,臺灣的「文明化」引導這個島嶼上的住民走過從地域性共同體與前資本主義經濟演變到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國民經濟形成之變遷歷程,終於來到今日的新自由主義化階段,並且和全人類一起承受這整個過程所帶來的文化、社會與心理等層面的巨大變遷。在此意義上,「臺灣何去何從?」這個質問的言外之意(subtext),正是「人類何去何從?」。
深思著「福爾摩沙何去何從?」的問題,吳叡人藉由黑格爾辯證法肯認了個人所崇的葛蘭西「智識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論(pessimismo dell’intelligenza, ottimismo della volontà);簡而言之,受困臺灣的特殊性雖使得絕望,但臺灣的普遍性則是最終的希望。
國族認同與建構,是受霸權間不斷傾軋「帝國夾縫的碎片」(fragments of/f empires)必然之呼應,如韓國、琉球、臺灣、香港等,國族建構是小國的夢想─不被世界承認的賤民,微小謙遜的欲望。
甚之,有機連帶應是遭到忽略的、尚未到來的理想國為「想像中的共同體」之基礎,正因為這是貝克特式屢敗屢戰的、薛西佛斯式周而復始的考驗,布洛赫的《希望哲學》成為賤民的解放宣言。
吳叡人及其聖徒並不孤單,跟隨著法農、薩伊德、及班乃迪克‧安德森等,離自臺灣而到奧林帕斯山鳥瞰世界。跟安德森的通信中,吳叡人提到自主自發的學術社群做為賤民救贖的普羅米修斯前鋒,而日本的臺灣研究社群則因其殖民遺緒則成為海外了解臺灣的通道(頁80):
我們看見,全世界唯有日本擁有臺灣研究的悠久傳統,以及一個全然誕生自本土,自主且活躍的臺灣研究學會,成員是智識程度極高而嚴肅的專業研究者。北美的NATSA(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北美臺灣研究學會)是主要由臺灣籍研究生組成的論壇,而散布於美國與歐洲的幾個小型臺灣研究學程幾乎都由臺灣政府主導成立或贊助。(在中國,臺灣研究仍是國家地緣政治策略的政策工具,少有自主性與專業可言。)這個事實當然反映了臺灣在世界政治中的邊緣位置,但我們也不要忽視了事實的另一面:儘管日本國內其他主流學科對臺灣研究的邊緣化引發許多研究者的抱怨與怨恨,然而就目前而言,在日本的臺灣研究做為一個學科,是在臺灣以外,全世界同類學科中根基最穩固、實力最堅強的一個(而且在許多方面比臺灣好很多)。
憂心忡忡地宣告臺灣的知識社群的上下一心,但也預見到並非政客官僚而是全世界小國知識份子所主導的國族建構,使得尚未到來的理想國為「公民自由之國」(polis civitas et libertas)。
公民自由之國
自陳為尼采─康德式的理想主義者,雖對大和魂有所憧憬,但拒斥千禧年間的右翼民族主義興起(頁102):
一種右翼民族主義同盟的形式,主導了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臺灣與日本的政治關係,它建立在臺灣獨立派與日本右翼「反中」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以及「殖民地肯定論」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此一臺、日右翼同盟,源於1990年代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浪潮中浮現的複雜的臺灣人歷史意識。
右翼民族主義在歷史終結之時再現。然國民黨威權統治在第三波民主化下走向歷史黃昏,而臺灣本土化跟國族認同興起。臺灣社會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左右統獨之爭,然而,國際現實政治則似乎命定了老右翼獨鍾同文同種的國族建構論述,而老左翼卻只能懷舊毛主義祖國而拒斥任何小國的國族建構。
公民自由之國則一方面是知識份子的避難所,另一方面則是進步民族主義的政治社會藍圖,呼應鄂蘭的亞里斯多德式理解,《賤民宣言》則將臺灣國族建構奠基在憲政國家、公民社會,同香港、琉球等夾縫小國的國族運動的連帶之上。《黑潮論》(頁339-40)則將太陽花世代對抗帝國之心與新自由霸權的基進政治賦予理念:
黑潮湧現,是現階段臺灣民族國家形成逐漸成熟的表徵,同時也在其自身埋下自我否定的種子。黑潮體現的是臺灣社會在資本主義與地緣政治雙重標準擠壓下渴求自由、平等、認同,以及與世界連帶的解放意志─一種洗滌、淨化汙濁與不正義的意志,它具有公民民族主義的團結特質,但也包含分裂與越界的因子(族群、階級與其他新興認同),以及無政府的驅力(社會的自主)。如果新的臺灣民族國家無法實現這個渴求解放的意志,如果新的臺灣民族國家竟然扭曲、壓抑這個意志,那麼新一波黑潮必將再起,試圖衝決既有的政治形式與邊界,重新尋找可以許諾解放的,新的政治形式與邊界。這是數百年來臺灣民族國家形成的辯證:它的起源是他律的、外部的、由上而下的,然而它的完成卻是自律的、內部的、由下而上的;它被賦予了國家(polity),但也創生了社會的意志(will)。
儘管如此,這個國家會是另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在過去數十載的國族建構,國家理性分裂出菁英與非菁英。國家菁英自封與政府沆瀣一氣,但陷落為帝國之心與新自由全球市場的獵物。國家會不會淪為受無知之幕籠罩,而無法言說的底層能否無須滔滔自言的知識份子取而代之,即能表達自我?
熱愛命運,熱愛世界
引述鄂蘭的大作《人的條件》,吳叡人將其浪漫熱情分享至公共領域及我們所存的現實世界(頁388):
如果困境是臺灣人的共同命運,那麼讓我們熱愛這個命運,並且更堅定地面對這個世界,因為這也是我們的世界,不管它對我們多麼不公平。
為知識份子的救贖信念,開出從福爾摩沙到世界的普羅米修斯追尋,而知識則是激發美麗新世界的利器。而知識份子不應像官僚般犬儒,而是面對重拾世界,讓不可能化為可能。
臺灣做為帝國之心邊陲、夾縫中的小國,其人民來自不同血緣且受國際法拒斥,成為世界體系的賤民。儘管如此,世界的邊陲乃是自由、多元聲音的知識進步發萌之處,而不只是地緣戰略考量爾爾,更是世界走向永久和平之處。在其《Lilliputian Dreams》則敘述小而美的國家,只要賤民上下一心,而公民國族主義則能讓知識份子跟無言說底層找到賦能的社會部署。
臺灣雖內外受困,但就這樣吧!就像梵樂希的詩句:
風起了!唯有努力試著生存!(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獻給福爾摩沙的瓶中信,寄寓著未來的理想國,其「希望哲學」就是艱苦考驗中實踐希望,就如結論所示(頁363):
然而歷史不許諾希望,所以我們繼續行走
Hoping against hope
想像天上有大風(風立ちぬ )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2016年,臺北: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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