澆灌根柢：海外台灣人與轉型正義

本文為凱達格蘭媒體刊登之 Watering the Roots: Overseas Taiwanese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Jenny Wang 撰寫， Wendy Wan-ting Wang (王琬葶)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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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離散台灣人如何協助轉型正義

 台灣在三十年前終止戒嚴，但在白色恐怖之下生活的記憶，仍徘徊在台裔美國人的心中。雖然他們可能已不在台灣，也許已有好幾世代遠離台灣，他們仍抱著希望，讓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能被揭露且不被遺忘。為了保障這個希望，台灣需要持續強化民主，而台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必須成功實行它的任務。

台灣特殊的認同根基、台灣的民主以及對人權的支持最早可追溯到1890年代末期，始於台灣複雜的殖民歷史以及被極權主義統治的生活。儘管今日蓬勃的民主是台灣的重大的勝利，台灣人民仍活在對於過去的未解疑問中。2018年5月31日，蔡英文總統正式發起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旨在面對這些問題，為台灣人民獲取真相與實現正義。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第二條，促轉會的關鍵工作與主要任務在於：

一、開放政治檔案。
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
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
五、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台裔美國人社群可以設法連繫台灣的公民團體來腦力激盪，思考如何能立即取用政治檔案。如此一來，台灣的歷史不只能分享給台灣人民，更能分享給全世界。這也能做為一個平台，讓台灣以一個完整的個體與國際社會增進交流。

「猜疑的社會氛圍」

在國民黨集權及戒嚴統治下的台灣，鄰居、朋友甚至家人之間產生一種「猜疑的社會氛圍」。許多在美國讀書的海外台灣研究生開始注意到他們家鄉發生的事情，決定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協助反國民黨的活動。例如，根據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的論文〈在美台灣人的個人與政治生活樣態〉（Patterns of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Among Taiwanese-Americans），他們將關於非暴力抵抗與民主的英文書籍譯成中文，且幫忙走私這些書回台灣。他們暗中提供建立地下廣播電台與電視台的教育素材，且協助分發地下出版品給在美國的朋友。掌握了來自台灣的資訊，他們活躍地在美國各自的當地社群擁護台灣。1982年，海外台灣人社群創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特別聚焦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喚起對台灣情況的公共意識。至今各分會仍持續在美國各地活動。

海外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犯下的暴行最敢於批評，因為他們在台灣的盟友們沒有條件這麼做。海外台灣人用行動強力擁護一個民主、自由且獨立的台灣。一位流亡台灣人羅福全（日後成為駐日代表）在他的自傳中說道：

我深深相信我們只是一群被美國民主的空氣所啟發的知識分子。我們決定對壓迫我們家鄉土地的不公義體制做些什麼。我們不能什麼也不做。我們都希望家鄉可以更好，為此我們必須協助帶來改變。

為回應這些行動，一些支持國民黨的在美台灣學生受政府之命，監視他們社群中同一間大學、教堂的台灣人：

當時有一種深深的恐懼的陰影。有人說，台灣學生不敢在圖書館借葛超智（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此書記錄了1947年大屠殺，最後在1966年出版），因為害怕借還記錄會被特務取得。此外，為了不留下指紋，他們用筷子來翻書頁。

儘管身處於恐懼，海外台灣行動者仍持續支持他們在台灣的盟友。有任何活動被發現，就會被回報給國民黨政府，從而擬就一份海外台灣的「黑名單」，名單上的人被劃分為異議份子，是國民黨極權統治的威脅。黑名單上的海外台灣人被禁止回台灣，若回台便要面對監禁及處分。

關於黑名單是何時發起，並沒有官方的日期，但它對海外台灣人的衝擊非常持久。「這個傷害不是身體上，而是心理上與精神上的」。因為海外台灣人在美國的行動，他們的家屬為隨之而來的後果所苦，或被監禁、被不斷盤查、或無法在工作上晉升。黑名單是國民黨統治如何灌輸恐懼、限縮台灣人民自由地一個例證。這不止發生在國內，也在國外。

至今許多在美國及台灣的台灣人家庭仍被黑名單的衝擊深深影響。迄今，關於黑名單的實施與執行，仍沒有正式且明晰的公開檔案。對受到黑名單影響的海外台灣人，也沒有正式的致歉。

「你離開了台灣……然而台灣從未離開你」

促轉會應與海外、特別是美國的台灣人社群接觸，分享他們被列入黑名單的故事與經驗。如同白色恐怖時代海外離散台灣人為國內台灣人提供資源與協助，此時他們也能幫助台灣的轉型正義，因為他們能提供獨特的觀點來看待過去，以不同的角度述說他們人生受到的衝擊。

海外離散台灣人能蒐集到額外的資訊，來幫助公眾了解國民黨極權統治對海內外台灣人的衝擊。在白色恐怖期間赴美就讀或移民的台灣人，將能協助促轉會發布關於黑名單異議份子以及國民黨海外情報網路的正確調查報告。他們的資訊可以幫助促轉會將黑名單上的名字以及經驗納入最終報告。

透過跨國的合作，美國台灣人社群以及台灣公民社會能創造新的方法去探究並揭露關於白色恐怖的事實，以及台灣走向民主的旅途。例如，國家寶藏（Taiwan National Treasure）就是一個以紐約台裔美國人為先鋒、以資訊透明為訴求的計劃。國家寶藏使個人得以將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台灣相關文件數位化並歸檔至網路平台。利用這方面的科技，促轉會能讓歷史資訊以及檔案文件的取得更為便利。

台裔美國電影人胡若涵（Christina Hu）率先發起一系列的紀錄片創作，訪問仍生活在美國的黑名單受害者，邀請他們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長大、最終搬到美國的胡，仍記得在集權統治下的台灣的生活。這些記憶成為她持續創作這系列紀錄片的推力。她是這麼說的：

我想這對所有的移民來說都是適用的，特別是對台灣人而言。當你知道你自己是誰，你的生活會多麼不同，因為你離開了台灣，然而台灣從未離開你。

海外台灣人社群與促轉會以及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創造一個特別的機會來提供關於白色恐怖的資訊，且立即能夠取用。資訊透明化的行動計劃，如國家寶藏或是胡若涵關於黑名單的紀錄片，都可用於了解台灣歷史，最終對促轉會提供協助。這種由下而上的的路徑亦可在漫長的和解與痊癒過程中，達到推進的作用。

從被黑名單的個人和家庭蒐集歷史資訊，其貢獻不只在於對真相的追求，也在於最終和解及可能的痊癒。正式認可的黑名單的存在、認可黑名單受害者的毅力與面對的危險，能夠幫助他們慢慢與過去達成協議、使傷害止息。此外，促轉應該考慮分配部分預算以及補償給這些受害者。將海外黑名單台灣人納入促轉會，也是一種方法，期能確保同樣手段不會再發生。

David Bloomfield 在〈友好關係：釐清和解〉（On Good Terms: Clarifying Reconciliation）提到，「若缺乏對過往暴力的關注，即使最好的民主都會被削弱」。這句話強烈呼應台灣的情況。台灣社會內部多重且混雜的背景，加上幾十年未解的歷史疑問以及外部壓力，造成跨世代且全國規模的認同危機。作為國際孤兒的台灣，沒有聯合國的會員，在國際社會上無法發聲，首先需要的是集體增進對自身複雜歷史的了解，並努力朝向創造一個具台灣認同的一致敘事。轉型正義可以做為走向解決台灣認同危機的第一步，因為這能夠澆灌台灣獨特的認同以及民主的根基，使台灣茁壯且成長。創造一個一致的台灣敘事將能振奮台灣人民，讓他們有自信且不需帶歉意地打造他們的國家，